（作者：李仇毅）

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带女萝”，《山鬼》的开头即为我们拉开了浪漫想象的画卷，瑰丽奇伟，奔放自如。

一直很敬佩屈原，自铸伟辞的体式和风貌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开山之作。在千年前的那个时代，极富艺术性而带来影响千年的感染力。这或许就是早期的感性体现，而这种感性并不是无意义的呻吟，在寄予浓厚深情、发自肺腑的家国内涵、自我之思后，可见其诗意背后的深意。

在大动荡、大变革的春秋战国背景下，时代孕育了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等众多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——在记叙描写的《左转》等历史散文的基础上，更有诸子散文的说理议论。从异彩纷呈的百家争鸣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《老子》《论语》等凝炼规整、朴实自然，《孟子》《庄子》等想象奇特，寓意丰富，这样看来，说理也可以偏向感性，理性与感性这二者绝无割裂的关系，也并不是泾渭分明。然而，后世伴随着文学的发展，理性与感性的距离似乎是两条无端的射线，它们在慢慢相隔，慢慢分离。是自然，也是人为。

何为自然的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社会时代的变迁影响着文学思想的发展，尤其是工业革命出现后的近现代科技，所带来的线性思维更多崇尚理性。这也是为何理性主义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，而启蒙运动在那时方兴未艾。何为人为的，魏晋时期狂放不羁的风骨，气韵感怀，在后世却被抨击，于是有了“文以载道，文道合一”的古文运动，提倡合乎理性，为事而写的思想占了上峰。想来其中也有几分道理，前代骈文固然辞藻华丽，感性十足，但相较先秦时期的瑰丽作品，少了很多内在的本质性的思考，空有华丽的架子而无饱满的血肉。

这样看来，现代社会中我们始终提倡理性，并且在社会浪潮词语变迁中，理性始终作为褒义词存在着，它是智慧和思想的化身，是文明发展的轨迹与方向，也有了一定的解释。而另一边的感性却是带着中性词的标签，甚至不少语境以贬义词的身份出场——“你这个人过于感性，做事要用头脑…”，论及原因，上文提到的空有架子而无血肉是一种很好的解释。毕竟在快时代的背景下，无病呻吟似乎成了人们感性的代名词。没事抒发抒发自己的伤悲，表达表达自己的感怀，风花雪月，此生长是思忆。但反过来看那些情感驱动下写的语段，更多是从小我的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亦或者压根是毫无内涵的吐槽，为了一时快慰内心罢了。记得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提到过，倘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高考那些满分作文，其中大部分他是不赞同的，学生气的味道太浓，诚然词语优美文脉流畅，读下来有酣畅淋漓之感，但倘若再次回味内容，却无无穷之意，做作的痕迹过于明显，没有真情实意，没有深层思考，只是为了写而写，感性自然偏离了轨道。

但是常言道“每一朵玫瑰花都是带刺的”，真正的感性在盛放中是拨动心弦的美。近来读了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魔幻现实主义带来的思考自是不必言说。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却是大段情感抒发背后的意蕴。胡维纳尔·乌尔比诺医生荒谬的死亡是作家对用理性去掌控时间与命运、衰老与爱情的讽刺——理性根本无力承载人类征服时间、降服命运的巨大野心。而与野心相配的应该是感性、激情——懦弱的德圣阿莫尔用死去对抗衰老，而爱、性与信念则让弗洛伦蒂诺的爱情走向永恒——以及在激情驱动下写出来的伟大诗行与灿烂篇章。文章的最后写到，“阿里萨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之前就准备好了答案。‘永生永世！’他说。”直击心灵中也不免让人思考他得到了什么，不过是通过感性去抗争时间与命运、衰老与爱情。

固然全然否定理性只是一种不切实际乌托邦式的偏执，但感性给予人类抗争时间、命运、衰老与爱情的力量是实实在在的。就像《泰坦尼克号》主题曲所唱“Love can touch us one time，And last for a lifetime”；就像叶芝笔下的“当你老了，头发花白，睡意沉沉，倦坐在炉边，取下这本书来，慢慢读着，追梦当年的眼神…”；就像三毛笔下浪漫的撒哈拉、张爱玲笔下奇异的月亮……可以承认的是这些文字在凝聚了某种特质的情感内涵后，不再是无故的抒发，它能唤起人内心的共鸣，更唤起人进一步的思考，而理性自然而然是蕴含其中的。

很多年前，当我初读“东风飘兮神灵雨，留灵修兮憺忘归”时，吸引我的只是其中奇特的幻想，瑰丽的文字。但时至今日再次回味，这又何尝不是屈原对君主心境的一种复杂折射呢？

感性与理性本不应该划分楚河汉界，真正的感性从来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。如何表达感性，我想千年以前屈子在吟诵“若有人兮山之阿”时，已有了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