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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“如果让我选,我想成为直男”

2016-10-24 17:01:20    来源:南方周末   作者:  杨雪 魏泊静 郑薛飞腾 施佳琦   点击量: 

[摘要]曾经由男人来决定女人该不该受教育,白人决定黑人能不能活下去,后来我们都认为这是荒诞的,如今我们却又让异性恋来决定同性恋能不能相爱。

某大学法学院学生Tina。她说:我觉得,至少对于女生来说,不少人是双性恋。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“异类”,我只是一个挣脱了社会对女性欲望重重束缚,遵从自己内心的女生。(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/图)

虽然死不承认,但伍风估计很多朋友是知道他的取向的。说是谈恋爱了,伍风却从来不发合照,他也避免打“他”字,都是用“Ta”来替代。

“现在‘我是谁’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,自我认同问题的纠结是后现代社会普遍的特点。”

“当我们到了中年,真正要去面临比如成家、父母的压力、工作、养老等问题的时候,就必须承担很现实的东西,就会跟社会直面冲击了。”

伍风永远忘不了那一夜。四年前的一个晚上,下了一场秋雨,在伍风浑身湿漉漉地回到住处,低头看见自己身上陌生的短裤和人字拖,他才意识到今晚确实发生了一些事。

在别人眼里,伍风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,连续多年拿到奖学金的优秀少年。但只有他心里知道,自己是跟别人不同的。天津的秋风萧瑟,他塞着耳机、拎着提包孤独地走着。按捺不住寂寞,他还是下载了一款社交软件,这是一款专门为同志设计的交友软件。打招呼、交换照片、商量时间地点,一切顺理成章地进行着。对于伍风来说,他只想用另外一具身体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

他提前来到了约定地点,是一家大型商场。对方刚从这里健身结束,径直搂过他的肩膀,带他去了对面的公寓。路上,男人低下头轻轻对怀里略显僵硬的伍风说:“别紧张。”

这是他的第一次。伍风一直没有说话,他突然觉得自己挺没劲,甚至有些轻贱。晚上10点多,20岁的伍风终于躺在了自己的床上,他累了。

“小软件”

根据上述软件2015大数据白皮书,平均每两位中国男同中,就有一位像伍风这样的用户。圈内人都叫这种软件是“小软件”。

不少年轻的同性恋,都是用这个软件找到自己的“伴侣”。居住于北京的程小新曾在上面结识了两任男友,但现在对于它却是既爱又恨:因为这依旧是交友最高效的途径,但糟糕的方面却是,人们基本上就是在约炮,很少有人真心实意地聊天。

同性恋者一窝蜂地涌向了这个虚拟的世界。在那里,人人都有柜子,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走出来,甚至脱掉衣物,露骨却直白地彼此相处。每一段对话的指向都心知肚明,每一次交谈都有套路,他们看得见对方的本质,可以随意挑选喜欢的款式。

“0”“0.5”“1”是注册账号时必须要填的属性。1是指同性恋中扮演男性角色,0是指演女性角色,0.5是两者皆可。除此之外,还需要填写的是身高、体重数据,以及自己和寻找目标的特性。

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人会标明0或1。虽然程小新基本是0,但他写的却是0.5,“这样大家不知道你找什么,聊天的范围就更广了”。

“但经常用一段时间就太失望了,关掉卸载,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寂寞了就又上去看一看。”一些年轻人都有和程小新一样循环往复的经历。

即便对于上海的关弛这样小心翼翼隐瞒身份的人,也忍不住使用它。但是,关弛很害怕被身边的人认出来,“如定位距离太远,很难跟对方长期发展,距离太近了,又怕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”。

另外,他还喜欢用一个叫做“阅后即焚”的功能,就是当对方发过来照片时,你需要按住才可以看到照片,否则就会被销毁。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留在别人的手里。在关弛看来,生活的理想状态是:“同性恋身份是一个盒子,我想进去的时候,可以进去,想出来的时候,它不会影响我。”

而在那一晚过后,天津的伍风立刻就把软件卸载了,“你可以说我很保守,但我不能那么脏,我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爱的人。”一年后,他又遇到了下一个男人,比他大8岁,是一位银行职员。伍风一度又陷入隐秘的爱情当中,只有大街上没人的时候才敢牵牵手、拥抱,偶尔再大胆些才会接个吻。

虽然死不承认,但伍风估计很多朋友八成是知道他的取向的。说是谈恋爱了,伍风却从来不发合照,他也避免打“他”字,都是用“Ta”来替代。然而他却从蛛丝马迹里逐渐发现,“小软件”一直存在。男友会时不时用各种软件跟别人“聊骚”,屡教不改。最让他忍受不了的一次是,在发生关系后,男人居然问他:“要不要给你再找个人来?”

23岁时,伍风再次分手了。在朋友的怂恿下使用了另一款社交软件,他随便放了一张照片,一个星期就有上千的浏览量。

“不知道同类在哪里,即便知道,选择的余地也很小。”伍风对这种感情失去信心了,“如果是约炮,风险远远大过快感,安全措施不到位就提心吊胆地去检测HIV。”

然而北京年轻人罗易的想法更悲观一些,他很难对一段长远的关系抱多大希望,“干嘛那么麻烦,找聊天的人聊天,找做爱的人做爱,找诉苦的对象诉苦。找三个人不就行了吗?”

存在

在中国,同性恋呈现低龄化趋势。换句话说,也就是有更多年轻人承认自己同性恋的身份。

“以前很多人30岁以后才开始出柜,现在一些高中生,甚至初中生都要出柜了。”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这是因为现在同志身份在中国建构出来了。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,作为同性恋身份的模式出现了。二十年前,这些信息很少,很难去认同,现在这些信息无所不在,这很重要。”

如果待在同志的圈子里久了,其实是可以通过衣着、举止、手势、言行等等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同类,也叫做“gay达”或“拉达”(指辨认“gay”或者“拉拉”的雷达):比如一个人会打理自己的发型,但并不是理个寸头;喜欢戴镯子,脚上拴一根红线;最爱穿Hollister和A&F品牌的衣服;经常喷香水,注重容貌,动不动就敷面膜美容;爱看综艺节目《康熙来了》,喜欢高冷、另类、贱贱的明星……

但也难免会被瞬息而至的孤独所侵扰。“你不认识别人的时候,你不知道要去找谁说这件事,找谁成为你的伴侣,会觉得恐惧,是不是自己会一个人一直这样走下去?”程小新很害怕自己一个人的时候,在这样的逻辑里越陷越深。他就是喜欢吃饭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吃,自习也要找人一起去,电影和人一起看。

“现在‘我是谁’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,自我认同问题的纠结是后现代社会普遍的特点。”魏伟觉得,“一百年前,我们的祖先没有这种纠结,今天的这种纠结是普遍存在的,包括我们的种族、宗教、文化、性取向等等自我身份的认同。”

确实,程小新只在圈里以及少数好朋友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如果别人怀疑他的性取向,他会使用经典的一招套路:“你是我就是。”这是一种巧妙的回答,如果是圈内人,对方立马就懂了,如果不是,也不会尴尬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,程小新才会把面具摘下来,平时都是一副直男的样子,但其实他并不懂如何与直男相处,“不能把自己特别浪的一面展现出来,又无法把自己装得很直,太辛苦了”。

在圈子里,流行着这样一句话:Gay圈,有脸才有一切。得到认可的,其实是长得好看的,而且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同性恋。罗易对此深有体会,“一直处在强者的位置,是不会遭到讥笑的”。罗易曾是老家的高考状元,一直生活在保护和仰视之下,同性恋的身份也没有过多隐瞒。

当然,也有少数人完全出柜了。上海的冯允力现在把自己当做同志运动中的一员,是缘于多年积攒的愤怒: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一直到小学毕业,他曾被当众扒裤子、推进女厕所、文具被随便抢走踩在地上、书包全被丢掉。后来他还会被人围殴,骂成“死娘娘腔”。高中的时候,同学用社交软件发现了他的身份,就告诉了全班。此后,他走在路上会有人朝他扔粉笔,考试时被泼水,还有同学堵在教室门口骂他“死基佬”。“每天一进到教室,都不知道他们今天又用了什么花招。”冯允力回忆。

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是,完全隐藏自己的身份。这些人可能来自“管理特别严格”的集体,未来,他们还要参加国考成为公务员,正式走入编制里去工作,因此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,更不用说暴露自己性少数的身份了。

接受

“你能接受同性恋么?”“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,还能接受吗?”

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为性少数人群提供服务的机构了解到,社会上多数人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,但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成了“那不可以”。

“虽然现在感觉经常提基友、搞基啊,但很多人对这些词汇还是停留在开玩笑的层面上。大家都会提到,但真的都接受吗,也未必,而且接受也是不同程度的。”北京同志中心负责人小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2001年,中华精神科学会修订发布的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》,将同性恋剔除,使得中国至少三千万同性恋不再属于病人,但公众对同性恋固有的观念很难立刻得到改变。

同志亲友会的“红狐妈妈”在发宣传册时,更是直接就遇到冷眼和嫌弃,“就像那本书就是细菌,坚决不要。”曾经有个北京的老人,接过小册子以后就扔了,用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,说:“我看你也一把岁数了,你怎么那么缺德啊!你就不教孩子们点好,让他们当同性恋。”并且威胁她,再发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报警。

“中国人的歧视,面子上说得可好了,难听的全在背后,对同性恋是骨子里的歧视和冷暴力,不是和你打一架就完了的。”“红狐妈妈”特别无奈。

“如果让我选择要成为直男还是同性恋,我会选成为直男。”程小新毫不犹豫地说。在他看来,“目前同性恋群体处在一种内部狂欢的状态。大多数人都觉得特别无所谓,因为对爱情没有一个可以预期的、稳定的未来,因此会比较放纵,导致无论是外人,还是圈内人,都觉得比较混乱。”

“虽然社会上看起来基腐文化盛行,但其实都比较虚假。当我们到了中年,真正要去面临比如成家、父母的压力、工作、养老等问题的时候,就必须承担很现实的东西,就会跟社会直面冲击了。”程小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和父母出柜,是年轻人最难迈出的一步。“红狐妈妈”经历了十多年,才终于接受儿子的身份,现在她可以在线下面对几百人,或者在线上面对十几万人直播,告诉孩子们家长们的想法:

“一个是面子上觉得很丢人,很少有家长告诉别人我的孩子是同性恋,99%都做不到,包括我也是;一个是有悖于传统文化,一直都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,对家长来说,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彻底破灭了,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;还有一个问题是养老,到老了孤孤单单的怎么办,尤其是两个男人,这就是爸爸妈妈所担心的问题。”

最开始,“红狐妈妈”非常反对同性恋,用尽了所有方法想让儿子妥协,甚至把孩子赶出家门三年,有些家长甚至更过激地为儿子找妓女。矛盾的是,就算本身是男同性恋的一位父亲,发现自己女儿是一名性少数的时候,也无法接受,“当时我就憋劲,一定给她矫正过来。我很难,绝对不能让她也这么难。”这位父亲说。

通通都无济于事。没有任何制度保障,社会也不支持。如果父母也不理解的话,程小新觉得自己将来会非常无助。有一天晚上,他梦见自己被逼着和异性结婚了,在洞房那一刻,他被吓醒了,一身冷汗。

艾滋少年

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曾在2015年底透露,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%。年轻人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,主要是男性同性性传播。

北京的年轻人余明就是那个不幸的人。一个月前,他原本准备和一个人上床,但对方很在意健康,要求他去检测一下。8月8日,这是他第五次做HIV检测,弱阳性,第二条线是浅的,但还是硬生生地存在。余明立马就去做进一步的检测,最终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。

当时,余明噗嗤一下就哭了:“我还这么年轻,怎么可能?”在过去五年里,他交往过十多个男人。只要能想起来的,他都通知了一遍。但所有人都声称自己是阴性的,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被谁传染了。

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后,余明再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。他一直觉得,这件事不会对自己的心理造成任何影响,“我总觉得我可以接受,但其实不是的,而且对心理的影响程度远远比身体更大。生活中遇到很多小挫折都会联想到这个,所有事情都变得不好了。”

如今,余明淡定一些了,好不容易取到药了,还不想吃,“因为一吃就是一辈子,什么药你吃一辈子都是不好的,对腰、肾、肝、内脏都不太好。”还有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金钱。余明的家境并不富裕,父亲在北京郊区做点小生意,母亲待业在家,“不能告诉父母。检测费超贵,抽我一大堆血,一共要两千多元呢。”

曾经一度,余明想过,以后找一个可以安乐死的地方度过晚年,“是不是要先在外国工作几年,才能获得外国的居民证”。然后再一想,他这一生最后的目标就是找个能安乐死的国家,就立刻变得消极了。

中国面临到的情况并非独有。今年7月,在南非举行的第21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,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·莱克指出,尽管人类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成就显著,但艾滋病仍是全球范围导致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,而在非洲则是青少年的头号“杀手”。

对于中国来说,由于现在年轻人的性观念较为开放,加上防范意识低,社交软件的流行,艾滋病更容易通过性途径在年轻人中间传播。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、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曾对媒体透露,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中可以发现,14-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,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检测已不算稀奇。

“性行为低龄化的现象不只是同性恋,从整个人类来看,异性恋也是,他们的性行为发生也更加低龄化。这也是一个全球性趋势,不只是西方,中国也是这样。”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认为,背后的原因包括大众媒体影响,互联网发展,信息弥散,包括现在学术界谈论得很多的“过于早熟的孩子”,因为他们受信息的影响很大。

和余明一样的人不少。同志亲友会最近收到一条求助信息:“第一任是南方农村的,和他好了三年,最后还是毅然选择回老家娶妻生子,放弃我。第二任是北京公务员,同样面临到了婚龄娶妻生子。我开始乱了,染上了性病和艾滋病。”

发布这条信息的主人,生于1992年。

(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伍风、程小新、关弛、冯允力、余明、罗易为化名)